160多年以来,我们为什么而留学?

Paco_白茶 (Paco_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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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5-07-24 14:00 [只看楼主] [划词开启]


       1842年的香港,刚刚开埠不久。跑马地摩利臣山(Morrison Hill)上,有一间专门教授贫穷儿童读书的马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当时的校长是立志“以其所获的自由教育,为落后之民族献身传教工作”的美国牧师鲍留云(Rev. Samuel Rubbins Brown)。1846年8月的某一天,鲍留云告诉学生自己因为健康的缘故将要返回美国,希望能带些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接受西方大学的教育课程。当被问及谁愿意跟他去时,三位少年人随即起立表达了自己愿往的心愿。


      这三位贫寒出身的少年就此开创先河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留美学生。这当中,容闳更被尊称为留学生之父,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位中国毕业生,其力主教育救国的理念和行动,对中国日后的留学运动起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人出国留学,从1847年容闳赴美算起,迄今已有超过160年的历史;若从1872年清政府正式选派官费留美幼童算起,亦已长达140多年。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赴笈海外,出国留学,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总带着这样的意象:迎向未知的世界,期待文化的冲击和思想的摇撼。


       对 130多年前的中国留学生而言,徘徊在他们心中的只有对国家未来的憧憬和希望。以香港为起点走出去的容闳,1854年从耶鲁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回到中国,怀着“借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抱负,希冀培养一批和他一样懂得西方政治学说、掌握西方科学技术、通晓西方文明的人来改造落后的中国。而当时整个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需“力图自强,以为御侮之计”的大背景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也箭在弦上。然而,在求变革的迫切需要面前,技术、外语、军事等西学人才短缺的窘境不得不让清政府重视和审夺容闳提议的“留学教育计划”。


        在曾国藩、李鸿章的鼎立支持下,由容闳等人督管的 “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 于1870年冬在上海成立。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选派了120名10岁至16岁的幼童,分四批每批30人赴美留学,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


        当时,中国国人多视出国留学为畏途,尤其是美国,距离中国万里之遥,被视为“蛮夷之邦”。况且把这些十来岁的幼童送出国,一别15年,还要家长签字画押,在感情上让父母们难以接受。詹天佑的父亲詹作屏出具的保证书就曾这样写道:“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俨然一纸卖身文书。尽管容闳使出了全身解数,还是招不齐。无奈之下,容闳只好返回香港招了几名,才勉强凑够数。


       容闳、詹天佑,以及之后我们所熟知的周寿臣、唐绍仪,他们留学的目的,是希望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以改变中国的落后和愚昧。可以说,早期的中国留学生们,是为了学习而留学,为了国家而留学。可是,他们个人取得的成就,在整个昏睡而保守的的国土上,只能演化为才华欲施而不能的痛苦。


       留学的大门一经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百年来,“前有先驱、后有来者、伏涌延绵、越代相师”的中国留学潮先后经历了官派留学、海军留欧、留日之风、留法勤工俭学、留学苏俄等几阶段,直至今日的出国低龄潮、自费潮。


       当出国留学已经不再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事情时,现今的飘洋过海,都愈发增添了几分功利的色彩。留学的动机,是以留为主,学是为了留,学成了好留在外国,办理绿卡,申请公民身份。目的只是一个字:留。学不成的,也要另找窍门,曲线留学。


         而伴随着海外留学大潮的,是越来越浮夸奢侈的留学生生活。很多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在海外并不是想着如何学习前沿的知识,开拓自己的眼界,而只是和中国人扎堆在一起,任意挥霍着父母的钞票,买豪车、住豪宅。我曾经在牛津大学的餐馆里,旁听到几个中国本科留学生,在热烈地讨论价值上百万人民币的钻石。牛津迄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培养了无数的诺贝尔奖得主和世界最一流的政治家。当年钱钟书在这里留学的时候,和杨绛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读书轶事。可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上层阶级的父母,可以凭借着殷实的家底,自费将孩子送到这里接受贵族私立学校的高中教育,然后再顺利成章的升入英国最好的大学。这里面,当然也有优秀的学生,但整体而言,学生整体的素质,已经不可和往昔同日而比。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年轻人在一个优渥的环境之下,缺乏一个向上奋斗的动力,他们并不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学习的终极标的是为了什么,至于理想和情怀,更是早已经被嗤笑为老土的陈旧观念。


        另一方面,出国留学也成为了很多人事业上镀层金的通行证,一个洋文凭抵上好几个本地“土”文凭。无论是在院校、商界还是官场,海外学府的硕士帽、博士帽已经成为进阶发达的入场券。譬如当年轰轰烈烈的唐骏学历门事件,就来自于美国加州“西太平洋大学博士”文凭。加州有多少类似于西太平洋大学的野鸡学校,就有多少中国人的身影。


        百年前,中国人前赴后继的去西方学习,为的是改变一个国家。今天,当留学已经成为国际流动的新常态之后,背后折射出的反而却是更多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色彩。实用主义本没有所谓的对错之分,但当整个群体都以实用主义为最高目标的时候,这才是悲哀的。



说明:


原文作者/严飞    学者、专栏作家,先后求学于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曾任职于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长期为两岸三地报刊媒体撰写文化评论、政论时评及书评。


文章观点不代表楼主观点。


分类: 留学那些事儿

标签: 留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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